2025年12月26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突破人伦底线的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仲杰因故意杀害两名亲生子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发生在2025年5月22日的悲剧，因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和手段的极端残忍性，引发社会对家庭暴力、心理健康干预及司法正义的深刻反思。
一、案件回顾：从“最后的狂欢”到灭门惨剧
案发当日，刘仲杰在离婚冷静期次日，以“喝了农药就能去找妈妈”为由，哄骗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喝下剧毒农药“敌敌畏”，随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两名幼童死亡。令人发指的是，作案前数小时，刘仲杰仍在社交媒体发布带孩子用餐的视频，配文“最后的狂欢”，其预谋性可见一斑。现场勘查显示，两名儿童蜷缩在地，呕吐物沾满衣襟，至死未闭的双眼诉说着对父亲的绝望。
二、法律严惩：死刑判决的司法逻辑
法院认定，刘仲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情节“特别恶劣”：作为法定监护人，他利用子女对父母的天然信任实施犯罪，事后漠视生命不予救助，严重违背人伦与道德底线。根据《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死刑，但司法实践中需综合考量犯罪动机、手段及社会影响。本案中，刘仲杰的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预谋性：提前策划犯罪，通过社交媒体释放信号，非激情犯罪；
对象特殊性：针对无反抗能力的未成年人，突破“虎毒不食子”的伦理边界；
后果严重性：造成两名儿童死亡，社会影响远超普通家庭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强调，对于利用亲子关系实施极端暴力的行为，需坚持“依法严惩”原则，以维护社会基本秩序。遵义中院的判决，正是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的具象化诠释。
三、悲剧溯源：家庭暴力与心理干预的缺失
案件背后，是长期家庭矛盾的累积。被害人母亲透露，刘仲杰沉迷赌博且存在家暴行为，离婚前多次威胁“同归于尽”，甚至迫使她拉黑联系方式。尽管我国已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要求学校、社区对家庭暴力及时干预，但本案中预警机制未能有效启动。心理专家指出，刘仲杰可能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将婚姻失败归咎于子女，最终以极端方式“报复”前妻。
四、社会反思：如何避免“亲情”沦为凶器？
此案暴露出三重社会问题：
监护权滥用：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权若缺乏监督，易演变为暴力工具；
心理健康干预滞后：家暴受害者及施暴者的心理疏导机制亟待完善；
离婚冷静期制度：需配套风险预警措施，防止情绪失控引发恶性事件。
值得肯定的是，遵义中院通过公开审理、人大代表旁听等方式，彰显了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守护。但更需追问：如何让强制报告制度从“纸面”走向“地面”？如何在社会层面构建“亲情防火墙”？
结语：死刑不是终点，而是警示
刘仲杰的死刑判决，是法律对生命的庄严回应，更是对社会的一次尖锐叩问：当亲情异化为仇恨，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足够的制度与人性温度去阻断悲剧？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孩子更不是情感博弈的筹码。唯有通过法律严惩、社会干预与心理重建的多维努力，才能让“虎毒不食子”的常识，不再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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